西汉铜提筒与百越民族文化
赣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钟庆禄
提筒，又写作提桶、提筩，因器状如桶且有贯耳故名，越南称作缸。1992年1月，江西省安远县出土了一件“羽人船纹”青铜提筒（图1），与岭南地区、云南及越南出土的铜提筒为同一类型器物，尤其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B59号铜提筒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代表性，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它是我国古代百越民族文化遗物之精品，为研究百越民族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但目前学界尚未解决其埋藏方式、来源等相关问题，也未将其置于同类铜提筒序列中进行研究，以及探讨此类提筒所反映的民族历史文化，因此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古代提筒有铜、陶二种，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部分地区（以南越国和古滇国行政范围为中心）和越南北部，流行时间约为战国末期至东汉时期。我国铜提筒流行时间约为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越南流行至约为西汉中期），陶提筒仿自铜提筒，流行时间约为西汉早期至东汉末期，越南尚未发现陶提筒。
目前，我国境内共发现铜提筒38件，分布于广东、广西、云南、江西、浙江等省。其中，24件为科学考古出土，14件为采集品。出土的铜提筒大多来自大型墓葬，具体如下：1972年，广东省肇庆市北岭松山土坑木椁墓出土器物139件，大部分为铜器，其中1件为铜提筒；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了大量器物，仅铜器就有200余件，其中有4件上大下小铜提筒；同年，在广西贺县河东高寨4号墓、7号墓各出土1件铜提筒；1979年，云南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了大量的兵器（156件）、生产工具、纺织工具、生活用具、乐器、装饰物等器物，其中有3件铜提筒；同年，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虽历经盗掘，仍出土器物123件，其中1件为铜提筒；1983年，南越王赵眜墓出土随葬器物1000余件，其中有9件大小相套的铜提筒；1992年，在江西安远出土了1件铜提筒；1998-1999年，在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19号墓出土了1件铜提筒残件；以及在广州西汉前期1097号墓、1175号墓各出土铜提筒1件。
14件采集品中，有11件从江河里打捞出水，其中南山博物馆藏的10件铜提筒皆为西江流域打捞河沙出水，广西博物馆藏0189号铜提筒为1989年在邕江河道打捞出水，疑为沉船物。另有2件是从墓葬中出土流传的，其中广西博物馆藏00214号铜提筒为1972年从贵县罗泊湾某汉墓出土后被征集收藏，另一件为个旧黑蚂筒采集于黑蚂墓地。还有一件为浙江省博物馆藏的铜提筒，为1969年个人捐赠，不明出处。
云南出土了很多贮贝器，个别为桶形贮贝器，被认为是铜提筒。大部分贮贝器形制、纹饰与铜提筒有明显的差别，二者为不同类型的器物。我国陶提筒发现的数量要比铜提筒多得多，仅岭南地区就出土了250件。越南共发现280余件铜提筒，还有大量小型提筒明器，绝大多数集中在红河平原和马江平原。但越南并不流行陶提筒，至今尚未发现和出土陶提筒。
安远铜提筒出土时埋藏在距离地表约1米深的黄土层，口朝下、底朝上，斜歪在土中。安远县博物馆征缴回馆收藏后，曾两次派遗专业人员至出土现场勘察，但未发现其他伴出物。安远铜提筒为圆柱形桶状、子母口，无盖，腹微鼓，平底，重6.7公斤，通高33.5厘米、口径30.5厘米、底径30厘米。有一对半环形竖耳，竖耳内又有一对贯耳，用于穿绳结纽。其中一侧的竖耳已损坏，筒壁上有两道对称的合范线，底部另有一道合范线，为合范铸造。
筒身共有5组晕纹带，其中第3组为“羽人船纹”主晕纹，晕带上下两边用锯齿纹和连珠纹装饰。第1、2、4、5组晕纹由锯齿纹和连珠纹构成，上下对称。主晕纹“羽人船纹”共4组，用几何纹间隔。“羽人船纹”由船纹、羽人纹、鱼形纹、鸟形纹等构成。每条船上有4位头戴羽冠的羽人，其中1人在船尾执矛，1人站在高台上似执弓箭，1人坐着执矛，另有1人坐船头划桨。每条船都建有若干船舱，船头立有旗帜，船尾装有尾舵，船首船尾相接，水底有海鱼，第二艘船头前站立着一只巨大的海鸟。整组画面似在描绘一场战争或者是行军，表现了“羽人”的战争场面。综观我国已发现的铜提筒，大部分为科学考古发掘品，且大部分出土于大中型墓葬，有丰富的随葬物。从国内铜提筒甚至陶提筒大部分为墓葬出土的情形看，以及从安远铜提筒深埋于山腰深达1米的出土现状推测，安远铜提筒应当也来自墓葬，是一件随葬品。安远铜提筒出土于荒山，深埋于地下，符合西汉流行的竖穴土坑墓葬形制特点。汉代，中央政府在赣南设置了南壄、雩都和赣县三县，当前赣南发现汉代墓葬达数十处，考古发掘了4处西汉竖穴土坑墓。西汉时期，安远为隶属于雩都县管辖的边远地区，从安远铜提筒出土情状看，极有可能是埋于一座竖穴土坑墓中。而墓葬中的骨骸和其他易腐随葬品腐化后，仅留下一件珍贵的铜提筒，故未见其他随葬品。赣南目前尚未发现有秦汉青铜冶炼遗址，从汉墓出土文物看，主要是陶器为主，少量青铜器、金银器和铁器。出土的青铜器以1994年发掘的南康三益乡荒塘东汉墓为最多，也不过10余件青铜器。赣南青铜器出土最多的是汉代铜钱币等小件青铜器，如1987年赣县南塘乡澄籍村出土汉代铜钱币8.8斤 1511枚，1990年在安远县镇岗乡湾里村出土汉代铜钱币59.2斤10130枚。赣南的青铜器应是外地输入物品。从现有考古资料看，安远铜提筒是当前我国铜提筒出土地理位置最北的，并且不在铜提筒主要流行的南越国和古滇国行政辖区范围内。其形制与云南出土铜提筒差异较大，为不同型式的提筒，不可能从古滇国传入，也不可能是赣南本土制造的器物，只能是从岭南传入。赣南与岭南仅一岭之隔，地缘相近，运输贸易交流频繁。史籍记载，秦汉之时中央政权对南方百越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加速了民族融合、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通过征战，中央政权的南疆得到充分的巩固，中原与南疆地区的联系沟通得到空前加强，岭南与岭北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贸易交流或人员往来等方式，使原本流传于南越国行政范围内的铜提筒流散至周边地区。铜提筒仅限于在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及越南北部流行，流行时间也不长，存世的铜提筒也相当有限，其功能是什么？在广州龙生岗43号东汉墓出土的l件陶提筒，筒盖里有墨书文字“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筒内还存着近半筒的高粱，说明陶提筒是贮酒器。而陶提筒仿自铜提筒，二者的功能具有传承关系，由此推测铜提筒也是贮酒器。而南越王墓出土了9件铜提筒，其中有3件铜提筒装有食物残骸。同时大多数铜提筒在出土时，是与各种用于饮宴容器摆放在一起。G44铜提筒还装有青蚶、龟足、花龟、家鸡、猪、牛骨等食物。这表明铜提筒不仅有盛酒的功能，更像是盛食器。云南呈贡天子庙出土的铜提筒，却内盛满海贝；越南陶盛、万胜、清化等地出土的铜提筒，则发现内盛有烧焦的人骨、头颅和骨灰，故铜提筒又被认为是贮贝器或是葬具。另外，还有学者依据南越王墓G37铜提筒耳际有藤条捆扎痕，认为铜提筒是一种盛水的水器；也有依据部分铜提筒大小不一，成组出现，认为是量具，等等。说明铜提筒是一种多功能器。铜提筒的核心装饰是“羽人船纹”。而最早的“羽人船纹”是1976年出土于浙江宁波鄞县（今鄞州区）甲村的一件春秋青铜钺。该钺其中一面有龙纹和四位头戴羽冠羽人正在用双手奋力划船。
图13 浙江鄞县春秋时期青铜钺与纹饰我国铜提筒共有4件装饰了“羽人船纹”，分别是安远铜提筒、南越王墓B59、云南天子庙五牛盖铜提筒（M41：103）、南山博物馆藏羽人竞渡纹铜提筒。其中，安远铜提筒与南越王墓B59铜提筒的“羽人船纹”最为相似。二者均为四组船纹，船纹首尾相连，均有装有尾舵和分成若干船舱，以及船上置有高台，船舱里满载物品。每条船上的羽人均使用高高的羽饰，有的站立高台，有的坐着划桨，还有的手执弓箭等武器，两船相接处有海鸟、海鱼和海龟等海洋生物。所不同的是，南越王墓B59铜提筒的船舱装满了铜鼓，以及有一位羽人一手持利刃，另一只手抓住一位“俘虏”的头，似取首状。因此，二者的构图被认为均与战争有关，却各有侧重。安远铜提筒表现的是羽人战争或行军场面，而南越王墓B59表现的是战后归来羽人杀俘祭祀仪式场面，铜鼓作为珍贵财富，是作战缴获的战利品。图14 南越王墓B59铜提筒“羽人船纹”
与安远铜提筒 “羽人船纹”相似的，还有许多越南铜提筒和流行时空基本相同的铜鼓。越南陶盛铜提筒“羽人船纹”也船上亦有尾舵，船下有动物。不同之处在于 “羽人”未执兵器，主要在划船，船上未置高台，天空中多了飞鸟纹，主要表现得似在竞渡。南山博物馆羽人竞渡纹铜提筒的“羽人船纹”虽亦有船纹、羽人纹、飞鸟纹、鱼纹等，但其船型、鱼的种类等似不相同。
虽然铜提筒装饰“羽人船纹”的不多，但在同时期的铜鼓中却很常见。铜鼓有诸多类型，其中“石寨山型”铜鼓最为精致，鼓上装饰有大量写实或图案化的纹饰，共有32件饰有“羽人船纹”。东南亚国家的铜鼓也大量饰有“羽人船纹”，如越南玉镂1号鼓（图17）的“羽人船纹”与安远铜提筒、南越王墓B59铜提筒“羽人船纹”相似。
图16 广西西林普驮鼓“羽人船纹”
图17 越南玉镂鼓“羽人船纹”
铜鼓因存世量大，其“羽人船纹”要比铜提筒的“羽人船纹”形态丰富得多，且有不少不同之处。铜鼓船纹类型有就有渔船、海船、交通船、战船、祭祀船、竞渡船、游戏船之说。每船上人数不等，少则一人一船，多者达十几人一船。船上的人有些是裸体，未装饰羽饰，大部分未执兵器，以划船状为主，故又常称作“羽人划船纹”或者“羽人竞渡纹”。有些铜鼓鼓面装饰有羽人纹，人物众多，表现“羽人”的鼓乐文化和生活情景，充满生活趣味。“羽人船纹”不仅装饰于铜提筒、铜鼓，青铜钺也是装饰“羽人船纹”的另一重要器物。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羽人船纹靴形青铜钺”的刃面上，在未封口的三角形内，立着一狗两鹿，狗鹿上方即为“羽人船纹”，两个“羽人”站立在船上舞蹈。越南也有出土类似的“羽人船纹”靴形钺，等等。
“羽人船纹”的核心是“羽人纹”和“船纹”，配以水鸟、海鱼、海龟等纹饰构图，主要表现古代“羽人”的生活情景或战争场面，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羽”饰被认为是“羽人”的服饰装饰，鸟纹有飞鸟纹、立鸟纹，有的展翅飞翔，有的静立水面，有的准备捕捉鱼虾，一般认为是鹢鸟、翔鹭、鱼鹰、鸬鹚等动物，体现了“羽人”族群对鸟图腾的崇拜。鱼纹肥硕，与海龟在一起，可以确定是海鱼，体现了“羽人”文化的海洋特色。船纹将船分成若干船舱，以及尾部装有尾舵等，说明我国人民至迟在西汉时期，便掌握了水密舱技术和尾舵技术，从中可以管窥我国秦汉以前先进的造船技术和悠久的航海历史。铜提筒、铜鼓等器物装饰有大量的“羽人”纹饰，说明这些器物的主人或是“羽人”，或是他们的信仰风俗与“羽人”密切相关。“羽人”是谁？《山海经·海外南经》载“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首……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山海经·大荒南经》又载“有成山，甘水穷焉……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西汉刘安《淮南子·坠形训》亦载“泽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这表明“羽民”的特征是喜饰鸟羽衣冠，是崇拜鸟图腾的族群；“羽民国”大概在我国的南方及东南方，并且靠近大海。先秦时期，我国南部及东南部土著民族的主体是“三苗”或“苗蛮”，商周以后称为“百越民族”。从铜提筒与铜鼓流行的时空大致相近，核心装饰纹饰几近相同，流行文化相类等，可以确定铜提筒和铜鼓是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百越民族和其东南亚邻居们的遗物。
百越，又称“百粤”，分支繁杂，包括骆越、闽越、扬越等，是对古时生活于我国南部及东南部地区的越族人民的统称。百越民族的分布范围，《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之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大概在扬州、汉水以南至越南北部。林惠祥则具体指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和湖南诸省在赣南地区18个县市区都发现了百越民族的居住遗址。1994年，赣州市郊沙石镇新路村竹园下发掘了一处商周时期典型的百越民族聚落遗址。从铜提筒和铜鼓纹饰看，百越民族喜把自己装饰成“羽人”形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赣南出土了一批东汉画像砖，从中得以管窥越族人民形象。瑞金壬田镇出土“牛头饰人面纹画像砖”和定南县历市镇焦坑村出土“髡发人面纹画像砖”，仅有头部或面部形象，其大耳、髡发及装饰“牛头饰”等特征，与百越民族 “断发文身”的文献记载特征相符，应当是百越民族形象。
秦汉时期，百越地区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百越民族一部分融入于汉族，一部分改头换面成了当今的少数民族。相关资料显示，百越民族起源于临海的地方，或者是其中一支生活在离海不远的地方。刘安的《淮南子·坠形训》载“羽民国”在“泽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说明羽人居住的地方靠近大海。同时，铜提筒及铜鼓的“羽人船纹”中，有海鸟、海鱼、海龟、海船等纹饰，也说明他们生活在离海不远的地方，崇尚海洋文化。他们可能是起初兴起于海边，或者是其中的一支临海而居，后来繁衍壮大，遍布于我国南方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百越民族聚居地区产生了先进的富有南方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从出土众多、分布广泛的铜鼓和铜提筒，赣江流域江西新干商代大墓、樟树吴城遗址出土的大量富有南方地域特色的青铜器，以及云南被认为是商周时期我国青铜矿冶中心之一等资料，可知百越地区具有先进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形成了有别于中原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南方青铜文化类型，证实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从铜提筒和铜鼓的装饰纹饰看，百越民族崇拜“鸟”和“太阳”，信仰“鸟”和“太阳”图腾。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出土了一件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玉羽人”，头部伏鸟作冠，嘴部如钩喙，腰部、腿部有羽毛；二件扁夔足铜鼎的立耳上各伏一只鸟；一件双尾虎的背上立着一只鸟；一件镈的两端各伏一只鸟；残件双人首纹铜戈，双面均阴刻双人首纹，两人均头戴羽冠。与新干大墓同时代，且同一青铜文化的吴城遗址也出土了不少鸟首纹饰或鸟形装饰器物，其中一件青铜器盖的把手，为一凸目、尖喙、竖颈的凤鸟。它们与“羽人竞渡”“羽人舞蹈”纹同为古代鸟图腾与信仰的遗俗和变异，与古代羽人（羽民国）有着紧密的关系。此外，太阳是铜鼓鼓面不可或缺的装饰纹饰，除极个别原始形态的铜鼓外，几乎每个铜鼓都有太阳纹，并且处在鼓面中心位置上，一般由光体和光芒构成。太阳是自然界最重要的物体，体现了百越民族对太阳的崇拜。综上所述，铜提筒、铜鼓等有别于中原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具有鲜明的南方地域文化特色，应是古代百越民族制造或是汉族仿制于南方少数民族的青铜器物，属于南方青铜文化序列，与中原青铜文化是并行关系。同时，并行的还有越南东山文化，但三者存在交流互鉴、相互影响的情况。它反映了先秦两汉时期我国南方族群，以及周边东南亚国家民族共同的精神图腾与信仰习俗。他们崇尚河海文化，崇拜鸟和太阳等图腾。此类遗物是研究百族民族及文化的重要原始资料。（注:原文发表在《地方文化研究》2022年第3期（本文节选）。）
图13 浙江鄞县春秋时期青铜钺与纹饰
